本刊特稿 |赵德余，代岭：村庄主体差异对乡村振兴效用感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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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乡村人才短缺、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难题，如何调动村民作为乡村建设的主力军，实现由乡村振兴的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可或缺。只有增加村民的参与感才能落实村民的主人翁地位，从而增加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外来人口相应的权利同样值得关注，满足其参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需要也有利于发现和培养乡村振兴人才。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如何从村庄层面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示范或试点）项目的成效对于改良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不同行动者的身份差异对其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的作用和参与程度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其主观感受。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的实施运作本质上正是各类行动者之间策略性的博弈过程，其中包含了从冲突到协作互信的各种潜在的关系类型。虽然本研究设计侧重于关注村民和村干部等身份差异对于其主观效用评价的影响分析，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行动者基于利益关系或者收益变化感知的个人理性决策仍然是决定其主观感知水平的重要经济学基础。在本研究中，利益或收益既包括从乡村产业振兴项目中的直接或间接获得的经济价值，也包括环境改善和就业机会给行动者带来的非货币化社会价值。

根据现有研究归纳后，控制各种资源条件和地理空间环境等因素影响，关于行动者身份差异和主观效用评价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两点需要加以进一步讨论：

第一，身份差异影响利益关系从而影响村民的评价。史亚峰曾指出：“利益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因与动力。”利益关系与村民的目标、行为和主观感受之间具有显著关系。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村民们会为了完成乡村振兴的目标团结奋斗，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个别利益的驱使下，村民会关注与个人发展相关的因素。例如村干部将关注自己的政治前途，村民关注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外来人口关注居住条件等。而邓大才也指出，利益相关是有效自治的前提条件；利益对应是有效自治的充分条件。

第二，身份差异影响村民对示范村的认同感从而影响村民的评价。传统中国农村通常建立在以家族和血缘为纽带的基础之上，村民对村庄的归属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家族的归属和认同。在现代社会，以血缘关系管理村庄的模式逐渐瓦解，但是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却依旧存在。项继权曾指出，一定的认同和归属感是共同体的特征，也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高，村民对村庄的责任感越强，荣誉感也越强，也会更积极地参与村庄的治理建设。但是，一定程度上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会导致村民盲目的乐观而忽视现实存在的问题。

乡村振兴项目涉及到产业、环境和社区文化和服务等多个方面，在利益和认同感驱使和分化之下，村民身份差异将不仅仅会影响到不同行动者对乡村振兴示范村效果的评价，也会影响不同行动者对于乡村振兴项目的具体效果的评价。不过，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乡村振兴项目的实际效果会影响村民包括村干部在内的行动者的主观效用评价，同时村民和村干部的效用评价或主观感受也是乡村振兴项目的政策效果特别是主观效果或公众满意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见，研究乡村振兴项目的公众效用评价并不能取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经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评估研究，而是政治经济学绩效评估的一个必要补充或组成部分。2018年6月，上海市启动了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到2021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已从最初的6个发展到37个，示范村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复旦大学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研究课题组对示范村建设进行了跟踪评估。本文将基于对37个示范村进行的跟踪调研问卷结果，分析村民身份差异对示范村建设成果效用评价的影响。

描述性分析与实证设计

此次调研覆盖了上海市9个区的37个乡村振兴示范村，收回有效问卷共1110份，并将调研对象按身份划分为：外来人口（非上海户籍的务工者）、普通村民、村小队长/组长、曾任行政村干部、现任行政村村干部。

在问卷设计上，本次调研根据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建设主要内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来设置问题。问卷分为7个部分，即产业与就业、环境风貌、文体活动与社区安全、乡贤与创业、乡村干部与集体事务、对乡村振兴与未来愿景的展望、个人信息。在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后，问卷可靠性统计结果显示Alpha（a系数）达到0.834，大于0.8，说明问卷信度很好，具备可靠性，因此本文将根据调研问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从村民对示范村的满意程度、人居环境改善、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等三个整体层面的评价可以看出，村民对示范村建设总体评价很高，三个问题分别有76.6%、88.2%、70.1%的村民给出了最高评价。体现了示范村建设取得了较大成果，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并提振了村民对示范村未来发展的信心，但是示范村建设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仍有部分村民不满意的示范村建设成果。

从村民身份角度分析，村干部和村小队长对示范村的评价是最高的，外来人口评价最低。其中对于示范村创建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的发展前景信心方面，分别只有59.2%和56.3%的外来人口给出了最高评价。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外来人口样本较少，仅71个样本，结果存在一定偏误；第二，可能存在外来人口居住时间短、对村子认识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评价较低。但这也为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即要重视外来人口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帮助外来人口更好适应或融入当地生活，从而更有利于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

村干部队伍建设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村民对村干部和村务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干部能力和乡村治理的成效。可以看出，整体上村民对村干部的工作和村内信息公开的满意度很高，有93.2%的受访者认为村干部的工作越来越好，92.2%的受访者对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情况满意，说明村干部工作得到村民的支持，尤其是在乡村治理中村务公开和信息透明得到落实取得了显著成果。其中94.8%的普通村民认为村干部工作越来越好，直接证明了乡村治理体系和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较高的成绩，得到了村民的支持。在以后的乡村治理工作中，应进一步推动干部队伍专业化，特别是培养和提拔优秀干部以提高队伍整体实力。

虽然83.5%的受访者满意村内的治安情况，但在三个问题中仍是满意度最低的，因此应当重视村内治安建设和维护乡风文明，建设平安乡村以增加村民安全感。

产业兴旺和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目标，经济增长成果与村民收入提高、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提高有密切联系。家庭收入是否提高是乡村振兴成果的直观表现，其收入渠道包括农户经营收入、长期或短期的兼业务工性工资收入以及个体非农经营收入等。其中，只有16.5%的村民收入来自于农业经营，分别有35.6%和8.8%的村民收入来自于长期务工工资收入（打长工）和短期务工工资收入（打短工）。当然，村民和外来人口相对于村干部而言更加依赖于务工工资收入。从表3的调查结果显示，44.4%的受访者认为收入明显增加，43.7%的受访者认为收入有所增加，但仍有10.5%和1.5%的受访者认为收入没有增加甚至出现了减少。由此可见，乡村振兴在经济方面确实取得了较大成绩，提高了绝大部分村民的收入。从村民身份上看，45%的村干部和56%的村小队长认为收入明显增加，占比最高。而村民和外来人口比例分别为41.2%和35.2%，说明身份差异造成了一定的收入差异。可见，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当注意收入分配公平，尽可能促进乡村振兴的成果由村民共享，以提高村民的获得感。

从集体经济建设层面看，村集体经济也取得了较大进步，54%的受访者认为集体经济发展每年呈现明显增长，其中55.4%的普通村民支持该观点，说明村民在集体经济成果明显受益，应当鼓励支持村集体经济。

从收入来源上看，大部分受访者的收入仍集中在长期务工工资收入，在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应继续坚持“造血式”帮扶的方式，鼓励创业，提高村民的职业技能，拓宽村民就业渠道，提高村民自主就业能力。尤其对于农业经营和个体经营，具有较大的经营风险，政府应出台相应措施，支持村民自主经营和创业，规避风险和提高收入，以减少脆弱性。

最后，通过对村民视野中示范村建设重点的调查，本文希望发现示范村建设的不足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结果表明，20.1%的受访者认为应当加强乡村环境治理，14.8%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重点发展产业。分析调查问卷发现，“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的观点也得到了村民的支持。说明在示范村建设中，需要进一步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能通过牺牲环境发展经济，要注重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同时，既要保护自然环境，也要保护人文环境，保护和保留传统人文风貌才能展现乡村传统文化。

本文假设村民身份差异将导致村民对乡村振兴各方面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在评价方面，本文以“对示范村的满意度”、“人居环境改善程度”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作为因变量，以“产业与就业”“环境风貌”“文体活动与社区安全”“乡贤与创业”“乡村干部与集体事务”等五个部分的综合得分作为自变量，以村民个人信息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在对5个自变量进行测量时，本文采取了TOPSIS方法，对样本每个部分下的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后的权重计算和综合打分，得到0—1的分数，有利于充分地利用问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表5汇报了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因变量“对示范村的满意度”的均值为3.776，满分为4；“人居环境改善程度”的均值为2.893，满分为3；“对未来发展的信心”的均值为2.686，满分为3。三个变量均取得了很高的平均得分，反映了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建设成果显著，得到了村民们的高度认可和支持，村民对示范村的未来发展也展现了较高的信心。

实证结果

村三个方面的评分的均值，直观的表现了不同身份的村民对于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评价均值很高，但主体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外来人口的评价相对较低，现任村干部的评价最高。

表6展示了身份差异对评级的影响的卡方检验结果，其中“对示范村的满意度”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均在1%的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而对“人居环境改善程度”也在10%的水平下存在差异，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本文的假设成立，即不同身份的村民对示范村的评价存在差异。

对示范村的满意度

为了进一步分析身份差异对主观评价的影响，本文针对三个评价维度进行了OLS回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组回归和边际效应分析。在表7的回归分析中，全样本模型中使用了村级固定效应和村民身份固定效应，在分组回归中也使用了村级固定效应，以控制由村民所属村庄和村民身份带来的、但无法观测到的因素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并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将村作为聚类的层级。

第（1）列是全样本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村民对产业与就业、环境风貌、文化活动与社区安全、乡贤与创业四个变量的评价与示范村的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村干部与集体事务虽然与满意度正相关，但并不具备显著性。说明村民对于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具备更高的关注值和期待值，原因在于这四个方面体现了乡村振兴建设中的客观成果，为村民生活和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符合全体村民的共同利益。而村干部和集体事务作为乡村振兴的作用因素,村干部参与集体事务的权力和影响力相对较弱，尤其是示范村建设作为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很多政策由区级部门直接下达并执行，此过程中村干部主要发挥配合政策执行行动的作用。其次，根据调研发现，在乡村振兴中村干部工作能力相对有限，在处理一些复杂事务时的手段单一，特别在解决村民之间的矛盾协调方面难以发挥凝聚村民自愿协作的效果，从而造成其和村民的满意度评价之间相关性并不显著。

第（2）—（6）列是按村民身份分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显著性在不同村庄主体具有一定差异，但总的来说，自变量的显著性和变量对村民生活的影响程度相关。对于现任村干部来说，示范村满意度与环境风貌、文化活动与社区安全工作之间在1%的水平下正显著。正如上文所述，村干部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主要工作除了配合上级部门落实政策以外，集中在组织文化生活活动、负责人居环境治理等方面。因此对于现任村干部来说，环境风貌、文化活动与社区安全工作对于影响对示范村的满意度的评价更有显著意义。对于普通村民而言，产业与就业、文化活动与社区安全对示范村的满意度则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其原因在于产业与就业和村民的收入来源、就业环境等具有密切联系，对村民物质生活具有重要影响；文化活动与社区安全则对村民的精神生活具有显著影响。尽管环境风貌影响了村民的生活环境，但并不能对村民的实际生活产生重要的直接影响，村民对于环境风貌的认可度不高可以部分解释其不具备显著性的原因。对于外来人口来说，示范村更多是作为其居住地，而非工作地，因此比较关注当地的文化生活和治安状况等。其余分组中，值得关注的是在村小组长这一类人群中，村干部与集体事务和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原因可能在于村小组长作为联接村干部和村民的重要一环，对村干部的工作拥有更丰富和更深刻的认识，所以对于村干部工作中的不足也可能认识更多，因此会与满意度呈现负相关。

最后，本文在上述回归基础上进行了边际效应分析，得出了当身份变量取均值时，各身份的村民对示范村的满意度的预测边际值结果。如图2所示，不同身份的村民对示范村满意度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最低的为外来人口，且外来人口组内评分差异较大，原因可能在于对示范村的认识程度不同。而曾经的村干部满意度最高，除了示范村本身建设成果显著外，还可能包含对自己曾经工作的肯定等内生因素。

人居环境改善程度

在中央层面的政策决策者看来，继续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其中重点做好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改善人居环境也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不仅要改善自然环境，还要改善社会环境，建设宜居宜业的乡村。表8汇报了以“人居环境改善程度”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了避免内生性，本文在此部分回归中，未加入“环境风貌”这一变量。 

第（1）列汇报了全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村民对于产业与就业、文化活动与社区安全的评价，与人居环境改善程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为人居环境不仅是自然环境的改善，还包括了社会经济环境、社区文化氛围等。产业发展提高了示范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吸引了更多投资，因此对于村内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具有积极作用。而丰富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居民精神生活，提高了社区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将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纳入到示范村建设中，将显著提高示范村的文化生活，对人居环境产生显著的改善作用。

第（2）—（6）列汇报的是按村民身份差异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和前文述说一致，影响村民对人居环境改善程度评价的各变量的显著性在不同身份村民之间也存在不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村民。除了产业和文化因素显著以外，村民对于村干部与集体事务的评价也与因变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正如上文所述，在村民眼中，村干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文化活动和环境治理方面，因此，村民对村干部评价越高，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村干部工作成果显著，因此对人居环境改善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图3也汇报了人居环境改善程度的边际预测值，根据回归结果进行边际效应分析后，可以看出各身份的村民对于人居环境改善程度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

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村民对乡村振兴示范村未来发展的信心不仅能反映示范村建设是否有成效，政策是否得到了落实，更能反映政策实施是否可持续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既要消除农民经济层面上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更要战胜制约乡村发展的深层次的村民文化贫困心理贫困。唯有如此，村民才对乡村振兴的未来越有信心，从而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的激励或动力就会越高。表9汇报了以“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根据第（1）列去全样本和第（5）列村民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产业与就业、文化活动与社区安全、乡贤与创业等三个因素与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产业与就业和村民的收入、生活水平息息相关，也为示范村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产业与就业水平越高，村民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也越足。文化活动直接关系到村民对村庄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利于塑造村民对于村庄集体观念或核心价值的认同感，从而可以提高农村精神风貌或村民参与乡村振兴项目活动的激励或精神动力。

乡贤与创业包含了乡贤为示范村做出的贡献，以及青年返乡创业状况，体现的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振兴。上海作为外来人口输入大省，2021年外来人口比例达到42.1%。但是绝大部分集中在市区，农村人才依旧处于流出状态 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发展的需求。而乡贤和青年返乡不仅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投资，也对村民产生了示范作用。同时人才返乡体现了示范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提高了示范村的吸引力，也有利于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并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最后，根据图4展示的对未来信心的边际预测值中可以看出，不同身份的村民对示范村未来发展的信心也不同，但都处于一个较高的信心水平。

结论与讨论

上述实证研究证明了在利益关系和认同感的影响下，由于村民的身份不同，村民对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效用感知也不同，且在影响因素方面也存在差异。村干部更加关注与自身职责和政绩相关的因素，村民更关注与家庭发展和生活环境的相关因素。但总的来说，产业与就业、环境风貌、文化活动与社区安全是所有成员都关心的内容，体现了乡村振兴中物质文明、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的重要性，展现了产业振兴、生态振兴和文化振兴的效果。而乡贤与创业代表的人才振兴、村干部与集体事务代表的组织振兴相对来说影响不够显著。

随着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的印发，全国各地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力度明显加大，于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效评价都存在紧迫的需求和压力。

只有客观可靠地了解现行乡村振兴实施政策对于村庄各类行动者包括居民和村干部以及外来人口的真实影响，才能科学深入地评估乡村振兴战略在村庄层面的执行效果，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策略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咨询信息以及政策指导意见。

因此，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环境整治和乡村治理乃至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其次，坚持人才引进和培养相结合的乡村人才振兴政策，除了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以平等有效地配置乡村教育资源之外，还应增加乡村人才储备并特别是加强村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村民的生产能力，以及发挥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治理和产业振兴中的作用。再次，依托乡村特色文化资源以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同时应尽量保留农村传统风貌和继承优良的乡村文化传统，作为乡村振兴示范村特色提升的有利抓手。此外，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和明确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职责和角色，而对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示范村建设成果也应该加强研究和推广宣传。

文章摘编自《村庄主体差异对乡村振兴效用感知的影响》，作者：赵德余，代岭。原文载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特稿】栏目，有删节。免费下载全文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作者简介：赵德余（1974—），男，安徽巢湖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策科学理论及其在农业政策领域运用。E-mail:[e-mail]

引用本文：

[1]赵德余，代岭.村庄主体差异对乡村振兴效用感知的影响[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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